农机厂厂长张宝山与杨庆来的关系，新来的厂长早有耳闻，因此他一上来就对杨庆来存有戒心和偏见。
人跟人有差别，领导跟领导的差别更大。有的领导喜欢有能力能干事的人，有的领导喜欢会阿谀奉承，整天围着自己转的人。杨庆来只埋头干活儿，不抬头看路，不与领导走关系，让新厂长更加错误地认为，杨庆来是老厂长的人，不会维护他。杨庆来也觉得，自己凭本事吃饭，老厂长走也好新厂长来也好，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决不刻意去吹捧和逢迎哪一个人。反正，他在厂子里既不掌握钱，也不掌握料，只带着技术工人们一心一意地搞铸造，没有把柄能落到别人手里。他越是这样刚正不阿、光明磊落，新厂长越确信了自己的看法，认定不管是在杨庆来眼里，还是在杨庆来心里，只有老厂长，没有他这个新厂长。尤其是西安来人到农机厂学习铸造技术期间，新厂长对杨庆来的成见就更深了。
那年春天，陕西省勘探院来了十五名技术人员，有八个跟着杨庆来学铸造技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学习如何掌握勘探机泥浆泵铸件的精度，以及铸造材料的配比。对这件事，杨庆来非常重视，不惜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他们撰写并制作了五十多页的铸造资料单行本。这些技术性文字详尽而实用，将铸造材料的种类、铸造工艺、铸造流程、浇注技巧都一一列举了出来，条理清楚，浅显易懂，让人一目了然。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跟他学徒的几个人开始从心里佩服杨庆来的才能，不管人前人后都表现出对他与众不同的尊重。这些技术人员见了新厂长，反而不那么热情，也不那么敬重，这让新厂长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心里便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儿。在陕西勘探院的技术人员走的时候，他们专门赠送给杨庆来一块牌匾，上书“言传身教”几个大字。杨庆来本来在工人中就有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获得了如此荣誉，更让新厂长嫉妒不已。
新厂长心里不舒服，便把一切都归罪于杨庆来。久而久之，他对杨庆来不满的事越来越多，怨恨越来越大，看法越来越不好。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杨庆来功高震主。他不仅业务能力强，在厂子里的人缘儿也好。他向上尽心维护老同志，向下用心培养年轻人才，又管着铸造车间一百多工人，而铸造车间是农机厂的核心部门，所以新厂长认为他直接威胁着自己的位置。于是，他绞尽脑汁地想整治杨庆来，把他从厂子挤走。他找不到杨庆来在工作和经济上的半点儿毛病，实在无计可施，在陕西勘探院的技术人员走了不久，他突然宣布全厂大放假。
正值八月初，是秋季来临前天气最酷热的一段时间。新厂长给全厂干部职工放假，杨庆来最初还以为是他关心一线工人，让人们避一避夏日里最后的热浪。哪知这是新厂长偷天换日，耍出的一个翻云覆雨的手腕。他要学韩信明修暗度，借此停了杨庆来的工作。
这个时节，生产队的鸭梨黄了，大枣红了；高粱地红彤彤，玉米地绿油油，到处都是一派大丰收的景象。太阳就要出来，天地间已然是一片光明。杨庆来迎着霞光走在乡间的路上，欣赏着道路两旁茁壮的庄稼与葱茏的树木，听鸟儿在枝桠间啼啭啁啾，看虫儿在花叶上破茧成蝶。杨庆来深切地感到，不在庄稼地里劳作，望着原野是无边的风景；如果来地里干活儿，瞧着每一寸田畴都是辛劳和汗水。杨庆来不用去工厂做事，也不用到地里劳动，无官无事一身轻，于是尽情享受着这野外清新的空气和醉人的景色。
杨庆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着走着，碰到了他的老朋友、公社卫生院院长张俊胜。张俊胜见他优哉游哉的样子，诧异地问：“你怎么还不去厂子？”
“工厂全放假了。”杨庆来望着张俊胜轻松愉快地说。
张俊胜有几分迷惑，瞅着杨庆来说：“怎么会呢？！昨儿我还看到工人们都在上班儿。你请假了？”
“没请假。是厂长让我在家歇几天。”杨庆来心里充满疑惑，脸上却微笑着回答。
看着张俊胜骑着自行车一路歪扭地走远，杨庆来陷入沉思。他似乎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他知道这是新厂长在捣鬼，在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于是，他第二天就去了农机厂。新厂长见了他，当时一愣，随即面露窘态地说：“来了？！”
“来了。”杨庆来不失风度地答道。
杨庆来不想多说什么，他看了新厂长一眼就要离开。新厂长在背后叫住他，说：“你去村里做中心工作吧。”
新厂长的安排，让杨庆来暗自发笑。他十分清楚，厂长的权力在厂内，不在厂外。就像铁路警察，你本事再大，也管不了村里那一段儿。于是，他紧跟着问道：“我回村儿工作，接受哪儿的管理？”
新厂长一时语塞。过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暂时还没商、商定，你就先回村做、做中心工作吧。”
杨庆来知道再追问下去也没有结果，就一口答应了。
回到石桥，他成了“天津南市——三不管”的人。公社没人找他，厂里没人找他，村里也不可能找他，他难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过了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
到了月底厂子开资的时候，杨庆来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去财务科领工资。还没进财务科，就碰到了新厂长。新厂长似乎忘了已到开工资的日子，满脸疑忌地问道：“你来厂子干吗？”
“我来领工资。”杨庆来坦荡地看着新厂长的眼睛说。
“是不是没钱花了？”新厂长顺势问道。
杨庆来像是很随意地答道：“你在乡下时，不也是三十号来领工资吗？”
听了杨庆来的话，新厂长的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虽然不高兴，却没说出什么来。于是，这个月杨庆来一分不少地领了自己的工资。
然而，到了第二个月，厂子会计却对杨庆来说：“厂长留下话儿了，从这个月开始，不给你开资了。”
杨庆来一听，便知道新厂长又要难为自己。他转身出了财务科，找到新厂长问：“这个月的工资开了吗？”
“开了。”新厂长支支吾吾地说。
“有我的吗？”杨庆来紧接着问道。
新厂长吭哧了半天，才找到理由，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反映你，说你在村里什么也不干，还领着厂里最高的工资待遇。”
杨庆来驳斥道：“上面没人给我安排任务，村里也不给我派活儿，我不玩儿，还能干吗？”
“你玩儿着还挣工资，这对大伙儿不公平！”新厂长阴阳怪气地说，“我给你开资，没法儿跟大伙儿交代。”
“你就有法儿向我交代吗？”杨庆来瞪着新厂长，质问道，“你不让我在厂子工作，让我回村儿，对我公平吗？”
新厂长困兽犹斗，挣扎着辩白道：“那是上边儿的意思。”
“上边儿是谁？”杨庆来大声追问，“我知道，咱这乡办厂属于公社党委管，你跟我去找党委问问，他们是怎么安排的？！”
杨庆来与新厂长矛盾冲突的明朗化、公开化，很快惊动了公社领导。公社党委书记张禄田是前些日子才从教育局调过来的，工作相当认真。他将新厂长叫了去，一见面就毫不留情地训斥道：“你胆子不小啊！竟然瞒天过海，擅自安排一个厂委委员去村里工作。你哪能这么干呢？谁给你的权力？你是不是也想把我这个书记给安排到村儿里去？”
“我……”
新厂长刚想狡辩，张书记将手一挥，断然制止了他，接着说：“你这不是激化矛盾吗？！你以为他是张宝山的人，有什么凭据？你怎么不以为他是你的人呢？”
“他心里只有老厂长，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怎么会成为我的人？”新厂长不打自招地说。
张书记斜了新厂长一眼，言辞鄙薄地说：“做为一厂之长，你自己先拉帮结伙，拉山头搞宗派，厂子能不乱吗？产值能搞上去吗？前些日子，《新华月报》上才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一些领导存在结党营私的严重问题，说‘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拉山头；另一方面，对不同意他们的人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看这分明指的就是你的所作所为呀！我认为，你这样对待杨庆来，不是嫉贤妒能，怕他顶了你的位子；就是排除异己，怕他挡了你吃私贪污的路子！”
“这事儿没那么严重！”新厂长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极力辩解道，“我就是和他不对眼，怎么看他怎么别扭。”
张书记看着新厂长，冷冷一笑，说：“我不客气地讲，你连一个兢兢业业干工作的人都团结不了，是无能的表现。”
“你别说气话了！”新厂长被张书记的话点到痛处，连忙低眉顺眼地说，“这事儿是我一时糊涂！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张书记揶揄道，“你不挺能耐吗？你比我这个书记能耐都大！”
新厂长作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恭顺地对张书记说：“我知道这次做错了，今后我全听你的，一定向你多请示，勤汇报。”
张书记见新厂长认错服软了，语气便缓和下来，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怎么撵出去的，再怎么请回来。你不懂铸造，我也不懂铸造，厂委会再没个懂铸造的人，农机厂还怎么干？你不要整天想着他威胁着你的位子，也不要想他在厂子里比你人缘好、比你威信高，你要多想想他在铸造上的能力。你唯才是举、唯贤是用，个人威信自然就有了。你也知道，杨庆来做的Z35摇臂钻和滚齿机大身，还有那20车床铸件，现在还在乡镇企业局大院儿摆着呢！那是杨庆来的荣耀，也是苏屯农机厂的荣耀！杨庆来在铸造上有一套，眼下厂子还不能少了这么一个人。你让杨庆来回村了，厂子的铸件质量是不是下降了？我听说，现在许多用户对农机厂有意见，尤其是济南餐具厂提出的铸件质量问题更加突出！你说，没有杨庆来行吗？”
新厂长没想到张书记对杨庆来如此了解和认可。他只知道，杨庆来很少到公社大院儿里来，更没有密切地接触过公社领导；他不知道，不管是老书记苏世福也好，老厂长张宝山也好，早在张书记面前高度评价过杨庆来。这便是书上说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满以为他与杨庆来的事儿都到这一步了，书记肯定会将杨庆来调走，没想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他回厂。他心里十分清楚，有了这个事，他跟杨庆来就更难处了。
张书记见新厂长不作声了，便说：“你要是感到自己叫杨庆来回来有点儿为难的话，我让武装部部长去找他谈。”
新厂长从公社回去不久，张书记就派武装部部长杨来兴到石桥村杨庆来的家里来找他。两人寒暄了一番，杨部长便直奔主题，就如何与新厂长团结一致，搞好农机铸造厂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他向杨庆来转达了公社党委的意见：“你原来怎么上班还怎么上班儿。这两天，我安排一个生活会。在会上，你批判一下老厂长，赞一赞新厂长。给新厂长一个面子，互相都找个台阶下，以后你们好继续共事。”
杨庆来听了武装部长的话，心里便有几分不高兴。他想，杨部长这哪儿是来协调关系的，分明是来和稀泥的。尤其是让他批评老厂长的话，就更不合适。别说老厂长已经离开了厂子，更别说他不来参加生活会，就是他还到厂子参加会，自己也用不着在会上批判他。张宝山当厂长时，杨庆来对他有意见也好，提建议也好，都是随时随地的当面谈，很少等开会时再说。因此，对杨来兴让他到生活会上去说老厂长不好的事，他从心里就有抵触情绪。他觉得，背后攻讦指摘人，绝不是君子所为。更何况，老厂长对他的器重有目共睹，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老厂长的坏话儿，别说良心上过不去，知情的人也会看不起他。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杨部长见杨庆来半天不说话，就操着浓重的唐山口音又问了一句。
杨庆来无奈地点了点头。
杨部长看着杨庆来，试探地问：“礼拜一中不中？我认为，这事儿不能搁置时间长了，赶早不赶晚，越快越好。”
于是，星期一上班后，厂办室就通知杨庆来开会。他到会议室时，发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有厂子、副厂长、车间主任，还有业务员和办公室的人员。杨部长等杨庆来坐下后，就宣布开会。他先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咱今天开个生活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对个人提意见也中，给厂子提建议也中。重点是说说咱厂以后该怎么发展。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杨部长的话说完了，见人们都默不作声，新厂长就开始一个个地点名。于是，大家都对新厂长说了一堆好话，说他如何有能力有魄力，如何对工作负责任，如何关心爱护职工，比老厂长张宝山如何开明……杨庆来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有了一种要与人辩论的冲动。
谁都明白，人们为新厂长歌功颂德，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便是对杨庆来的否定。试想，一个与如此优秀的厂长闹矛盾的人，不就是纯粹的反面人物吗？！
“杨庆来！”杨来兴见在场的都谈的差不多了，就扭头对杨庆来说，“你说说吧。”
杨庆来不想说违心的话，他瞅着杨来兴的脸，问：“今天是不是生活会？是不是自由发言？是不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是，你想啥就说啥。”杨来兴不知是没看出杨庆来问话的真正意图，还是自己别无选择，不住地点头答道。
“那好，我今儿就说一些实话。”杨庆来入情入理地说，“曾经说过，‘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新厂长到厂子近一年来，我还真没看到他在工作上有什么新的建树，也没听说他想怎么快速发展企业，他协调能力没有，全局观念不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跟张宝山厂长差得远！……”
“杨庆来！你说的啥话？！”杨来兴猛地一拍桌子，冲着杨庆来大声喊道。
杨庆来转身面对着杨部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说的是实话，是心里话！这都是真事儿，是我亲身体会，也是我亲眼所见。你要不相信，可以派人来调查。”
“调查啥？”杨来兴恼羞成怒地说，“我先调查调查你吧。我听说厂子去东光买木头时，你拉自己家一车去，说是要做棺材。我就问问你，你做了几口棺材？”
杨庆来一听，愤激地说：“我做了仨，你家不也用了吗？！”
杨来兴“腾”地站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吼道：“你太过分了！”
“你不过分吗？”杨庆来据理力争，大声说，“领袖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不调查清楚，就在这里信口雌黄，随便冤枉人，不是过分又是什么？我买木头不假，但那是自己花了钱的，我放着有收条，你随时可以看。有谁规定，厂子能从东光买木头，我个人就不能从那儿买？”
“散会！”杨部长被杨庆来问得理屈词穷，于是匆忙宣布闭会。
杨庆来离会议室门口比较近，杨来兴一说散会，他转身就走。杨来兴紧跟着追了出来，大声说：“杨庆来，你给我站住！”
听到杨来兴的喊声，杨庆来停下了脚步。他担心杨部长对他动手，回过身来时，便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哪知，杨来兴只是言辞激烈地问：“咱俩不说得挺好的吗，你今天为啥这么说？”
“我要是不答应你，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杨庆来反问了一句。开会前，他早就拿定了主意。他想，如果新厂长能在会上先做自我检讨，那么他就做自我批评。你退一步，我退三步；你高看我一尺，我高看你一丈。毕竟，如果这次摩擦能平和地过去，他们还要在一起共事。为了企业发展的大局，他愿意与新厂长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新厂长还是执迷不悟，只听好话，不听孬话，尤其是将矛头对着张宝山，他就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当众揭开新厂长的真面目。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大不了，他回村去种地。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一个人滑入谷底时，他面前的每一条路都是向上走的。既然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不怕从头再来。
“你不该咒人！”杨来兴觉得有几分委屈地说。他一直认为，自己好心好意地组织一个党员生活会，无非是想让杨庆来与新厂长和好，想让农机厂领导班子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地发展企业。不料，最后却把自己给卷进去，不仅弄得里外不是人，还挨了一通辱骂。
“我那话不对。不过，这是你逼得我。”杨庆来看着杨部长说。
杨来兴像是很诚恳地解释道：“我是太着急了。我想的，还不是让你回来工作吗？还不是让你与厂长缓和一下关系吗？像你们俩这样针尖对麦芒儿，还怎么干工作？”
“无论如何，我得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杨庆来见杨部长的话说得实在，也恳切地说。
“可你这么一来，这事儿还撂得下吗？！”杨来兴哭丧着脸问。
杨庆来毫不后悔地说：“我听候发落。”
不久，公社党委就杨庆来和新厂长之间的问题做出决定，对新厂长提出严肃批评，调杨庆来去机电站工作。
机电站是机电管理站的简称。顾名思义，是全公社机械设备和电力的主管部门。当时，机电站负责人是从村里才调上来的张宝山。杨庆来认为，让他去机电站，是有些人给他设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一个陷阱。其真实意图，是让他去替代张宝山，让张宝山与他心生嫌隙。他们之间始终融洽无间还好，一旦出现隔阂与争执，社会上的各种说法儿和传言就多了。
杨庆来决定放弃去机电站的事，回到石桥去。之前，村支书张万胜代表党支部已经找过杨庆来，愿意让他到村铸造厂去跑业务。因为，石桥大队铸造厂将设备从公社拉回来后，由于没有好的业务员，一年才做几十吨的产品，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工厂赚不到钱，造成集体经济落后，便没有钱分给各生产队，生产队工值就低，社员的生活就十分困难。
杨庆来正想去向公社党委请辞，张宝山就找他来了，要说服他去机电站工作。
“我去机电站，你去干吗？”杨庆来亦庄亦谐地问。
张宝山用眼瞪着他，说：“让你来你就来，你管我干吗？！”
“我不可能再到公社大院儿去了。我跟厂长闹得这么别扭，不愿再天天看到他。”杨庆来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不相信，离开这儿，我还活不下去了！”
“你准是有了别的事儿！？”张宝山对杨庆来太了解了，他从杨庆来说话的底气上，已看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退路。
杨庆来哑然一笑，说：“你算说对了。我去村工厂当业务员。”
“你不能去干那事儿呀！”张宝山直言不讳地说，“在村儿里当业务员，你不请客送礼，揽不来业务活儿；你请了送了，就是经济问题，早晚出乱子。”
“我保证不犯经济错误！”杨庆来对张宝山说，也像是对自己说。他像是当年宣读入党誓词一样庄重严肃，一样发自内心。他已经认定，回村是他的唯一选择。在他心里，那是一种使命，也是一副重担，更是基层组织对自己的重用。他要用自己的技能和智慧，让全村父老乡亲的生活都富裕起来。
于是，在公元一九七四年的秋季，他像大树上春生夏长的叶子一样，经历了风吹雨打和日晒霜侵，叶落归根，回到了石桥。
多少年后，回想这些往事，杨庆来深切地感到，他的每一次不同寻常的遭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他经历的每一次事故，都成了他人生路上可圈可点的故事。就像小麦成熟需要播种、发芽、出苗、分蘖、越冬、返青、拔节、孕穗、扬花、灌浆一样，如果没有杨庆来那一路的事故与故事，世界上就没有辉煌的河北中泊防爆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