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王嬿走后，王莽关上房门，吩咐谁都不许来打扰。
之后，他在书案后坐下来。
良久，他笑了。
笑容由起初泛起的一丝丝笑意，逐渐扩展到整张面孔，但仍然是静默的，没有声音出来。
辞官就里，回到封地，闭门谢客，韬光养晦，所有蛰伏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复出。
许多东西是没法与人分享的，譬如快乐。尤其是失而复得的快乐。
他幼时失牯，兄长早逝，独力负担起家庭，勤学上进，严于律已，一路走来，不是为了在辛苦得到一切后又失去、坐在封地终老。虽然他已经44岁了，但还没有老到不再有雄心抱负、所有梦想死去的程度。事实上，他觉得自已还年轻，还有许多抱负在等待施展。
他饱读经书，深得黄老之道，懂得顺势而为的人生旨要。所以，当不能为时，便辞官退守。现在，当时势要来造就他了，便当仁不让。
重新做回大司马了，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呢？要如何施展自已的平生所学、胸襟抱负，要如何使得它们得以施展？
王莽坐在书房里陷入沉思……
他不会知道，当他过身后将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在之后的近两千年里，后世的人说起他，评价将多为负面，说他篡权、窃国，是巨奸，说他“伪”，会装、能装，虚伪得一塌糊涂。但也会有很多史学家称誉他，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他不会知道后世有一个名叫胡适的人说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是一个大政治家，评价他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
他当然也不会知道王安石，那是一个和他相隔约千年、比他晚了一千年的人，一个变法家，被后世评价改革的激进程度与他颇为接近。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也同样……惨败。
他不会知道，在许多人心目中都产生过如下问题：王莽到底是好是坏？是无功有过，还是有过无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或者是功过相抵？他到底是一个居心险恶、城府极深的大恶人、表演系鼻祖、古往今来演技派第一高手，还是一个真心想要做点事、有理想有抱负、用非正义手段实现正义目的——简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咬紧目标不松口的人？
他那个时代还没有九型人格，所以他不会知道，如果用现代九型人格来评估，他也许是3号型格。
3号型格是变色龙一般的存在，擅于跟随环境变化而做出伪装与变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时3号型格也是表现型选手，爱现、在人群中醒目，还是结果导向型——一切以达到目的为衡量标准。
人们常说盖棺定论，是说只有等一个人死了才能真正评说他的一生。因为人生充满变数，人充满变数，一个一生作恶多端的人临死前一刻也有可能做出一件足以弥补所有恶果的善行，于是在盖棺一刻他已变成一个好人，也有可能恪守操行了一辈子却在最后晚节不保。
盖棺定论也像某种符合物理法则的定律：一个死翘翘的人被封死在棺材里，即便还活着也翻不出什么大浪来，于是一切无从更改，已成定局。
但是王莽呢？貌似他打破了这个物理法则，盖棺了也难以定论。
西方古谚说，想要评价一个人，就先穿他的鞋走上几里。现代管理学说，屁股决定脑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另一重意思，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与苦。人是多面、立体的，每个人身上都天使、魔鬼并存。善念恶念，善行恶行，对某些人某些事善，对另一些人一些事恶，有善有恶，善恶交织，犹如阴阳，此中有彼，交融变易。即使身边时时相处的人，也未必能够完全了解，只能看到自已想看到或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部分，我们对于真实、真相向来无知，又如何、凭何去猜度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如何、凭何确信史书的记载即为真实，没有一家之言、一已之私，没有著书立说者的个人局限、时代局限？
笛卡儿说，他基本上所能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已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
佛家角度看，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起心动念。一念善起，已是功德，一念恶起，纵使尚未开展恶行，已是罪过。一念起，善恶已定，因果立判。然我等凡人，非谙读心之术，只能以行为来判断，哪怕恶行底下隐藏的实是好心，善行下包裹的其实恶意。
世事是无常的，人是会变的。也许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人，尽量不戴主观眼镜，用客观去看待……然而，什么又是真正的客观呢？哪个角度才是真正客观？我们都脱不了自身的局限。
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年轻时代恭良谦俭让、随着时事变化才祭起野心、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人，还是一个从头到尾就在演戏、作假、狼子野心的伪君子？
假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的了。这句话未必正确。但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矢志不渝、坚定不移、持续不断地炫演技，那么基本上，是可以当真的了。因为演到后来，演戏的那个人已经不在，化入到他所饰演的角色里了，已与角色合一，所谓假戏真做，戏假情真，假到真时真亦假，真到假时假亦真。
那么王莽，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距离西汉开国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年，王莽才降生，字巨君。那时已是公元前45年，西汉的末年，汉成帝刘骜执政。
自从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而起又赋大风歌以来，西汉帝国先有文景之治——国库中的粮食和铜钱堆积如山，后有武帝的赫赫武功——卫青霍去病等人生生把匈奴打残，逼迫他们往西方迁徙最后祸害波及到半个欧洲。武帝虽然差不多消耗光了西汉的积蓄，但后续的昭帝、宣帝依然英明神武，更有元帝时的臣子陈汤斩杀北匈奴单于，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西汉帝国仿佛可以千秋万代永垂不朽，但是外戚专权、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如饥似渴地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流民和奴隶，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繁花似锦的背后，帝国崩溃的种子早已埋下。
终于到汉元帝，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他放弃了“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的祖训，转向纯以怀仁的儒教治国、以经取士。自此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汉帝国的官吏再也不是刚直不阿、文武双全的真君子，而是一大群皓首穷经混吃等死的职业打工者了。
王莽出生的时候是汉成帝刘骜当政。他的父亲是新都侯王曼，兄长王永，姑姑是当初的孝元皇后、现在的成帝之母——太后王政君。他的几位叔伯父也都很牛叉——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曲阳侯王根，红阳侯王立。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最显贵的家族，所谓“五将十侯”。
王莽少年时，父兄先后离世，他便独力承担起家庭，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很是严谨检点，为人所称道。那时王政君还是皇后，兄弟八人，唯独弟弟王曼——王莽的爹早死，没来得及封侯，所以对王莽很是怜惜，开始供养他们孤儿寡母。
当时王氏一族风头无两，王莽同族的兄弟都是将军、五侯的儿子，声色犬马，生活侈靡，互相攀比，唯独他清净自守，生活俭朴，温良恭俭让，并且勤奋好学，还专程去拜沛郡的陈参为师学习《论语》。他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堪称道德完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于是在尊荣豪奢放荡的王氏大家族里，他显得比较异类，差不多成了道德楷模。他的叔父伯父们一教育子女，就说，你看看你的堂兄弟王莽、你看人家王莽……有王氏大族如此无意之中的推波助澜，有人赞，有人骂——骂王莽的多半是他的堂兄弟姐妹们，各种碎碎念，王莽想不声名远播都难。
一个人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动机，即哲学上讲的“意欲”，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行事，造就了一个人。从王莽当初的生活环境，他青少年时代的行为轨迹来看，他的动机：
要么很单纯，君子周而不比——做好自已而不去和别人攀比，一心想遵循儒家教诲做个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五好青年、乖宝宝。
要么，就是在老王家极度强烈的奢靡攀比之风中，心志不坚，被腐蚀毒化，小人比而不周常戚戚——一味去攀比却不好好修持自已，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所以千方百计博取名声。
要么，他的确也想出人头地，但想通过正人君子的行径获得。
王莽的动机究竟如何？也许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答案，而也许历史也不能。
后来，王莽的叔父之一——大将军王凤生病，他“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所以王凤临死前，拜托王政君和成帝任命王莽为黄门郎。后来王莽又升为射声校尉，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由于他办事认真，为人谦恭，他叔父成都侯王商也上书成帝，表示愿把自已封邑的一部分分给他。当时朝中的许多名望大臣——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也上表推荐王莽，为他说好话，搞得成帝也认为他很贤能，加上皇帝的亲妈太后王政君又一再美言，到了公元前16年，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野侯(今河南新野)、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已经是皇帝侍卫近臣了。
30岁的王莽已经算是名利双收功成名就了，但是他并没有骄傲，甚至连小小的放松、放纵一下都没有。越是身居高位，他越是执礼益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
对下，他礼贤下士、清廉俭朴，“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把自已的车马衣服都卖了，送了，分给门客，接济穷人。对上，他“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他，他的声名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一个人无论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还是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到了这个时候，万众拥戴、呼声渐高，想要不更上一层楼是很难的。中国古代名侯将相能够激流勇退的不多，何况还多发生在有开国功勋的人身上，一旦功成，赶紧身退。他们有的是生性淡泊，多数却是怕“狡兔死走狗烹”，所以风紧扯呼闪为上策。
王莽没有生逢乱世，所以没有开疆拓土汗马功劳然后功高震主的机会，于是也就没有与之而来的危险，所以也没有激流勇退的必要。他的前进、高升之路，几乎已经注定是一马平川，可以一览无余了。
但是。
但是。
一但是，就要遭。
“但是”是一片乌云，遮在晴朗无垠的天空上。“但是”是一阵暴雨，击打在含苞欲放的花蕾上。“但是”是一座山，挡在你前进的路上。
王莽遭遇的这个“但是”，是一个人。
有一个人，挡在了王莽前进的路上。
所以王莽望向天空的心情不怎么明媚，看向花朵的目光不怎么愉悦，展望前方的视野也不怎么好。他很不开心，于是不能愉快地玩耍。
既生瑜何生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