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腊月，父亲来到哈尔滨市，找到早已在这里安家的本族兄长。兄长问清了父亲的自身技能和工作打算，便帮他进到一家国有铸造厂当木型工。不久，父亲便凭着自己出色的技术能力，定为七级工，月工资七十二元。此时，一般工人每月只挣二十几元。
一年后，父亲去了哈尔滨市文化局下属的影剧院，当上了设计员，成为八级工，工资调整到每月七十九元。
当时，父亲在哈尔滨算是高工资的技术人员。他省吃俭用，每月准时给家中寄回五十块钱，补贴家庭生活。父亲挣的钱不敢直接寄回村里，而是寄到西关舅姥爷家，然后由杨庆来去拿。杨庆来拿到汇款单后，从泊镇邮局取出钱，回家交到母亲手里。
杨庆来每月都去舅姥爷家取一次汇票，不管早晚，舅姥爷都热情的给予帮助。有时晚了，舅姥爷就想留他吃饭。可是，不管舅姥爷怎么挽留，哪怕正赶上他们家吃饭，他也不站下。他知道，如今家家都有困难，他吃了，人家一家吃什么？他不想再给舅姥爷家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
杨庆来在本村上的小学。1959年秋天，考入石桥北面的红星八里庄上五年级。第二年元宵节刚过，杨庆来接到通知，学校从八里庄迁石桥西边的大庞村中心校。去大庞上学，尽管要过江江河，杨庆来却很高兴。因为大庞村是他的姥姥家，如果赶上下雨阴天，他可以去姥姥家住。二舅、二舅妈和三舅都很喜欢他，也尽心尽意地照顾他，让他每次在姥姥家都能吃上顿饱饭。大舅妈家有一位比杨庆来大五岁的表姐，中学刚毕业，经常十分耐心地指导杨庆来学习。表姐这种教书育人的天赋，让她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一名很敬业的人民教师。
在大庞中心校上学的那段时光，杨庆来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去大庞村上学要过江江河。这时的江江河上已经没有了桥，过来过去全靠一条小木船。系这条小船的河边，应该就是当年杨氏兄弟背着母亲过河的地方，也是那座石桥坐落的地方。河流依旧，田野依旧，只是斗转星移。前事去后事来，前人走后人生，这便是事物的轮转和生命的轮回。
上完小的孩子们，正是最顽皮的年龄。不知是哪一天，拴在河边的那条小船被一个不愿去上学的孩子给解开了。小船离了岸，被风一吹，很快就跑远了。从小船被放逐的那一刻起，孩子们就不只是调皮这么简单。小船有了野性，孩子们的心中也有了野性。桀骜不驯的性情一旦被释放，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再难被人控制，接下来的命运只有漫无目的地漂泊，或者被风浪完全打入水底。
要过河上学的男孩子女孩子们看着漂得越来越远的小船，确认它再也不会回来以后，便背着书包朝家走。最后，只剩下杨庆来和几个意趣相投的玩伴儿。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将书包往地上一扔，然后脱光衣服，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噗通噗通”地跳进水里，激起一朵又一朵的浪花。他们在欢笑声中打着水仗，已经看不清谁是谁，只看到一个个头发淌满水的快乐男孩儿。这一刻，他们忘了孙敬头悬梁，忘了苏秦锥刺股，更忘了匡衡凿壁偷光的励志故事！他们还不知道，少年就该寒窗苦读，如果一个人不吃十几年的读书之苦，可能就要去受几十年的谋生之罪。人世间的现实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你今天认为自己走了坦直的路，明天可能就有很长的弯道等着你。
云霞映在波浪里，让五颜六色的光洒满整个河面。太阳的光芒照在孩子们扬起的水花上，那色彩既生动又活泼。快乐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就像随着太阳升腾的五彩云朵，太阳爬得越高，被丢在后面的云彩就越惨淡。太阳挂到最高处时，天边那一簇簇的云便成了乌黑色，像一片片枯败的树叶。孩子们爬上岸时，身上是疲惫的，心里是不安的，全没了天天从学校放学回家时的喜悦。他们担心家长的责备，更担心老师的责罚。
果然，他们再到学校时，便被老师一个个地喊到教室前面罚站，处在全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一名站着的学生发现了依然稳坐书桌旁的杨庆来，对老师嗫嚅道：“怎么不罚杨庆来呢？他也旷课了。”
老师瞪了这名同学一眼，揶揄道：“你跟杨庆来比呀？你怎么不跟他比学习呢？！他三天不来上课，照样能考全班第一。你行吗？你要是能考进前三名，我不但不罚你，到时候还奖励你。”
争辩的同学像霜打了的茄子，低下头去，再也不敢吱声。
偏袒杨庆来的老师叫李子翰。就像父母喜欢勤快的子女一样，老师都宠爱勤奋的学生。那时，学生上学都要交学费，而杨庆来从小学开始，就因学习好没有交过学费。非但如此，每个学期学校奖励的铅笔、小本就够杨庆来用的，他基本上没有自己买过学习用具。
因为老师对杨庆来的偏爱，让他记住了慈祥敬业的李子翰老师；因为他对老师的由衷信赖和感激，也让李子翰老师记住了杨庆来。他们师生之间的交往，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杨庆来学习勤勉，回家勤劳。一放学回家，他就去砍草、拾柴、挖野菜、刮树皮、撸树叶。那个时候，农村实行集体食堂，杨庆来砍来草交到生产队计工分，挖来野菜交给食堂，五斤换一个菜窝头。
父亲不在家，母亲带着杨庆来兄妹四人熬岁月，日子过得尤其艰难。母亲要照顾几个孩子，还要去生产队挣工分。因为他们全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便经常遭到村里人的奚落，说他们家光吃饭的没有出工干活的。吃食堂要饭票，没有劳动力去挣工分，生产队就不发给他们饭票，家里人就吃了上顿没下顿。为填饱肚子，夏秋季节他们将刮来的树皮、撸来的树叶掺和着吃，初冬时节将从地里捡来的白菜疙瘩煮熟了充饥。
后来，全村男女老少都去吃集体食堂，不允许农户自己做饭。父亲不在家，全家五口人每天领二斤四两饭票。母亲对杨庆来说：“咱早上花一斤三两饭票，其中有你上学带的中午饭。你去外村上学，别饿着肚子。俺们中午在家花八两饭票。晚上咱们再用那三两饭票，喝点稀的就行了。反正晚上睡觉，也不去干活。”
1960年，生产队的粮食越来越少。从三月份开始，村民的饭票每人每天减到四两，杨庆来全家五口人一日二斤饭票。每天到了开饭的时间，杨庆来或母亲就去食堂打饭，拿回来全家一起吃。
忍饥挨饿的日子过了两年多，国家经济也没走出严重困难时期。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胡萝卜每斤三元，队里种一畦能卖三百多块钱。从东北运来的红高粮每斤四元，市场上也很难买到。
就在这一年，中央出台政策，允许农村社员在房前屋后搞点种植。不久，村里又分给人们自留菜园和自留地，允许社员在生产队不好耕种的闲散土地或湾坑道旁种植点儿农作物，以改善社员生活。
十五岁的杨庆来下决心要撑起一个家。他把自己当大人使用，不仅学会了农作物的种植，也学会了种植蔬菜。他夜间一个人去地里，用辘轳从井里半斗半斗地打水浇菜畦，一干就是几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帮母亲做饭，打扫室内室外的卫生。
1961年夏天，杨庆来在大庞中心校毕业前夕，被学校保送到泊头第一中学。对于别的学生来说，保送到全县最好的学校，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一定会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杨庆来也睡不着觉了，他不是高兴，而是犹豫和彷徨。看着窗外惨白的月光，想着生活窘迫的家人，他心里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家境一贫如洗，像这如洗的月光一样，霜雪般带着寒意。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家里五口人，每人一天只有四两的粮食指标，在家里有野菜树皮掺和着吃，不至于饿着，如果带着这四两指标去泊头一中，自己肯定吃不饱。如果母亲让他多带粮食指标去学校，家里人就得挨饿。何况，母亲每天要下地劳动，饿坏身子怎么行？！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弟弟妹妹也到了长身体的年龄。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他们都处在能吃能喝的阶段。
经过大半夜的苦思冥想后，杨庆来一到学校就去找李子翰老师了。他站在李老师的办公室外面，一时踟蹰不前。他料想，如果他对老师说出不去泊头一中的话，老师一定会生气的。或许，他会伤心；或许，他会震惊；更或许，他会一脚将他踹倒在地，怒吼：“你怎么这么不争气？枉费了我一片苦心！”
杨庆来正迟疑着，李子翰开门出来了。看到杨庆来站在门外，他一愣，问：“是来找我的吗？有事吗？”
“是，有事。”杨庆来忐忑不安地看了一眼李老师，小声说，“李老师！俺不想去泊头一中上学。”
李子翰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连忙追问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杨庆来不敢再说，他心里知道，李老师已经听清了。
果然，李子翰开始痛心疾首地说：“你要知道，泊头一中是最好的学校，去一中上学的，都能考上大学，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往小里说，到了一中就能离开农村庄稼地儿，不再像你的父母一样风吹日晒，流血流汗。”
“这些俺都知道。”杨庆来轻声回答。
“知道？知道你还打退堂鼓！？”李子翰有些着急地说，“你可知道，咱们学校就你一个保送指标？这是别的同学做梦都想得到的，你一定要考虑好了。”
杨庆来仰起带着稚气的脸，看着李子翰说：“俺想了一宿。”
李子翰听杨庆来如此说，皱了皱眉头，问：“你想到哪儿去？”
“俺想去洼里王中学。”杨庆来说着，心里像是松了一口气。他踌躇迟疑这么长时间，终于把想说的话对老师说出来了。
“为吗？”李子翰有些好奇地问，“为吗非要去洼里王？”
杨庆来向老师解释道：“俺听说洼里王中学有二十亩菜地，每天晌午，学生都给一碗免费的菜汤。”
“你就为了那一碗菜汤？！”李子翰无奈地苦笑着，说，“你想没想过，这一碗菜汤，很有可能毁了你一辈子！如果去了一中，你会有个好的前程，以后不但能吃饱饭，还能吃好饭，吃烧鸡烤鸭，吃山珍海味。”
杨庆来听出李子翰说这些话的良苦用心。他依然固执地说，“俺还是先顾眼下吧。到时候，人都饿死了，还谈吗前程？！”
“常言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杨书振老师从屋里走出来，看着李子翰说，“秦琼卖马，杨志卖刀，都是被逼无奈呀！”
杨书振老师与杨庆来是一个村的。他大概已经听到了杨庆来与李子翰的对话，站在李子翰面前说：“庆来家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人口儿多，父亲又长年不在家，生活比较拮据。他是个比较懂事的孩子，为家里人考虑得多，为自己考虑得少。”
见杨书振替自己说话，杨庆来随即说道：“俺要去一中，全家就得饿死。俺带着一个人四两的粮食指标，根本吃不饱。俺娘肯定要让我多带指标。俺多带了，家里人吃吗？”
杨庆来的话，把李子翰老师感动了。他发现，杨庆来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还是个知感恩、有责任心的孩子。小小年纪，知道为别人考虑，知道为家里人考虑，知道为父母考虑，真是太难得了！
“你要去洼里王，就得跟同学们一样，参加考试。”李子翰大致同意了杨庆来的要求，却进一步提醒道。
“考就考！俺又不怕考试。”杨庆来非常自信地回答。
杨庆来考上了洼里王中学。学也上了，菜汤也喝上了，看上去一切都算顺利。然而，开学一个多月后，国家经济形势更趋严峻了。上级教育部门怕饿坏学生，临时下达通知，要求所有中学全部放假。
国家经济到了严重困难的时刻，大量的城市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饥荒。于是，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全国各地大力精简城市人口。1962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开始了建国以来大规模的城市人员回乡潮。父亲看到农产品价格飞涨，自己挣的钱买不多少东西，国家又提倡城市职工支持农村，于是就写了辞职回乡申请。办理完退职手续，父亲很快就回了石桥老家。全家六口人离别三年，终于又聚在了一起！一时间，家里又充满了生活的欢声笑语。
父亲回来，最高兴的还是杨庆来。他觉得，有父亲在家，他以后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来学习了。
中学一放假，李子翰老师马上想到了杨庆来。当时，各村小学和中心校因为学生一天三顿饭都回家吃，没有饿着学生的顾虑，依然照常上课。李子翰知道，目前的经济困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过去的，那么，中学开学也就遥遥无期。他担心杨庆来荒废了学业，到了周日，他就一个人走进石桥，然后拉着杨书振赶到杨庆来家。与杨庆来的父母寒暄了一番后，李子翰恳切地说：“庆来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坚持上学，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千万别耽误了。”
“我们从来不拦着他上学，”父亲十分爽快地说，“只要他愿上，我们就供他。家里困难，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供。咱庄稼人要想走出去，没有别的出路，要么当兵，要么上学。”
李子翰看着杨庆来的父亲，赞许地说：“看起来，你是个明白人，怪不得庆来这么优秀！”
“都是你们老师培养的结果。”父亲谦让道，“不瞒你说，庆来从小到大，我一回也没管过他学习。地里的活儿还忙不完呢，哪有时间管他？！”
“那就是庆来天性聪明。”李子翰老师会心地一笑，说，“我们当老师的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没有厚此薄彼一说。不过，日子一长，就看出学生刻苦不刻苦、用功不用功来了。这时候，老师就开始喜欢学习刻苦用功的，偏爱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了。庆来在学校时，他每次考试的卷子，几乎都会在课堂上展示。他写的作文，经常在班上诵读。他考上中学后，有好几次我在班上都喊了他的名子，成习惯了！”
“李老师太器重他了！”父亲有几分感激地说，“他在家是当老大的，总想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个榜样，这些挺让我们放心。在这方面，要说天性也是天性，说不是天性也不是天性。他是比别的孩子成熟，家里的事想得多，干得也多。”
“这一点儿我已经看出来了。”李子翰老师说，“我觉得，要是庆来能坚持学习，一定能考上比较好的大学，将来成为对国家有大用处的人。我这次跟书振老师来，就是想让他回大庞接着上学。”
父亲看了一眼在自己身边站着的杨庆来，对李子翰老师说：“你们这是好心！怕他在家玩儿野了，收不住心，耽误了学业。”
“李老师就是这个意思。”杨书振插言道，“他说，像庆来这样的学生太难得了，无论如何不能耽搁。如果没培养出来，是老师的失职，也是国家的损失。”
“让庆来再回大庞上学，我没意见。”父亲说完，回过头来，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杨庆来，问，“你是怎么想的？李老师、杨老师都来了，别辜负了老师们的一片心意。我看，你还是回去上学吧。”
杨庆来自始至终站在父亲身边，像是有些拘谨的样子。他听着父亲与李子翰老师的对话，尤其是那些赞扬他的话，心里特别不自在。他心里早就拿定了主意，却一直没有插言。现在，父亲探问他的意见，他才深思熟虑般地回答：“俺想趁着学校放假，去生产队干活儿，能挣一分是一分。俺挣一分，家里就少一分的困难。”
李子翰有些失望地看着杨庆来，依然心有不甘地说：“现在不是一家一户生活困难，全国都处在困难时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学也开不了学。我知道你总是为家里考虑，想替父母承担一些担子，可也不能借此就误了学业。你还是个学生，学生就要以学习为重。常言说，干吗吆喝吗，学生就要想法设法把学习搞好。学生不学习，就像农民不种地，工人不做工一样。只有学到知识，学到本领，才能报效国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经济困难，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李老师！你的话俺听懂了，也记下了。”杨庆来有几分执拗地说，“俺不去学校，也不会忘了学习。白天俺去队上干活儿，晚上复习功课。等学校开学，俺会努力学习，争取像在大庞一样名列前茅。”
听了杨庆来的话，李子翰无奈地摇了摇头。临走，又一次嘱咐道：“你再认真考虑考虑。如果你想到大庞来学习了，随时来找我。不管你来不来学校，都不要放下自己的学习。我希望你能像今天说的这样，不管多忙多累，晚上都要坚持学习。别忘了我在课堂上对你们说过的话，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
多少年后，杨庆来才完全理解了当年李子翰老师的那一片苦心。他领悟到，当老师的发现一棵好苗子，就像雕刻家看到一块精美的玉石一样，总想将其雕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当时，李老师常说的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人才，也不是唱高调儿，而是真正源于他的觉悟，真正出于一个教师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正如李子翰老师预料的那样，洼里王中学直到一年后才开学。这个时候，学校的那二十亩菜地没有了，学生们中午的菜汤也没有了。杨庆来去洼里王来回要走二十多里的路，加之他学习太刻苦，几个月后，父亲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瘦弱，便知道他在学校吃不饱。于是，父亲坐在杨庆来对面，看着他说：“从下周开始，你带八两去上学。”
杨庆来明白，父亲说的八两，指的是每天八两粮食指标。这是他早就料到的事，也是最怕父母提及的事。当时，全家六口人，一共才二斤四两粮食，他如果带走八两，就意味着家里剩下的五口人每天只能吃一斤六两。父母在生产队干的是劳动强度很大的农活儿，一旦吃不饱，连累带饿，身体都得垮了。
“俺不可能带着八两上学去。”杨庆来断然拒绝道，“俺带走八两，你们在家不都得饿死吗？”
“你爸爸让你带你就带！”母亲放下饭碗，温和地劝道，“俺们在家里怎么也好说，随便找点儿吃的就饿不着，吃野菜、吃树皮也能搪饿。你在学校就不一样了，多么饿也得忍着。”
“俺整天在教室里坐着，饿点儿也不要紧。你们要下地干活儿，庆国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都不能饿着。”杨庆来看了看低头吃饭的弟弟妹妹，随着母亲的话说。他真切地知道挨饿的滋味儿，因为在从洼里王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常常饿得眼晕心慌，一步也不想走了，感觉再往前迈一步就要虚脱了。那种苦楚，是刻骨铭心的！
“让你带你就带，别说这么多话！”父亲有些着急地说。
“俺不带！”杨庆来轻声反驳道，“说下大天来俺也不能带。”
父亲瞪了杨庆来一眼，拿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中，大声说：“你要是这么拗，这个学咱不上了！”
“不上，俺也不能带八两粮食去学校！”杨庆来将饭碗一推，说完，进了里屋。
“咱不上了！”父亲看着杨庆来的背影，赌气似的说，“咱一家人死就死在一起吧！”
想到可能要离开学校，离开老师和同学，离开那间学习文化知识的教室，杨庆来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就这样，杨庆来结束了他的学习生涯，过早地走向了田野，走向了社会。杨庆来辍学在家，并不能天天去收废品、做生意。生产队忙的时候，他要去田里劳动，跟社员们一样耪地锄草、收秋种麦。那时候女劳力一天六分工，男劳力八分工，杨庆来属于半大孩子，不是生产队可用的劳动力，因此每天只给记四分工。不是农忙季节，地里没有着急的活儿，他想去挣工分，生产队也不给安排。
杨庆来没有想到，自己在学校再坚持三个月，改变命运的时刻就会到来。那年春末夏初，连镇成立工商学校，洼里王中学的学生一个不落地全进去了。工商学校属于职业中专，上学时，学生每月有六块钱的生活费。毕业后，他们或安排到沧州，或安排到泊头，都有了一份让人羡慕的稳定的工作。
只有杨庆来，因为中途退学，留在了村里，先是与土坷垃打交道，后来又与铁与火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