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的体现
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其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体现。《尚书》中载有“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的文字，这句话说明了夏代的经济管理原则和政策。
在夏代，所有的氏族部落都归附于夏后，六种物质（金、木、水、火、土、谷）都受到治理。夏代明晰了各处田地的优劣，将其分为三等，以决定赋纳数量。这样一来，赋纳的物品就能得到公正的分配，不会有偏颇之处。同时，夏代还给予部落赐土和赐姓的特权，根据方国部落与夏后氏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定了封建的先后次序。
《禹贡》一篇详细列出了九州各地的赋纳物品情况。夏代根据物品的数量将其分为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此外，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夏代将九州的各地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的体现体现了夏代的治国理念和政策。通过对田地优劣的明确划分，夏代能够合理分配赋纳物品，使得物品的收取得到公正，不偏不颇。同时，赐土和赐姓的特权也是夏代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夏代能够掌握对各个部落的控制权，保持氏族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夏代的封建制度也体现在《禹贡》中，不仅详细列出了九州各地的赋纳物品情况，还根据物品数量的不同进行了区分等级。同时，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夏代将九州的各地分为不同的服从等级，这种分级制度也体现了夏代封建体系的特点。
总之，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有着明显的体现。通过合理的赋纳物品分配和赐土赐姓的特权，夏代能够维持氏族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同时，通过《禹贡》中的九州赋纳物品和区分等级的制度，夏代也展示了其对九州各地的经济管理和控制能力。这些都是夏代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的重要特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夏都城附近的方国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根据距离夏都城的远近，部落需要向夏都城纳税，纳税的方式也不同。距离夏都城不到百里的部落需要纳税的是带有秸秆的谷物，这是最基本的税收。再往外百里的部落需要提供禾穗作为纳税，此时已经相对更加丰收。
距离夏都城三百里的部落则需要纳税的是带有稃的谷物，这是一种相对较为高级的谷物，也代表着部落的富足程度。而四百里外的部落需要提供粗米作为纳税，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谷物加工品。
最后，距离夏都城五百里外的部落需要纳税的是精米，这是最高级、最珍贵的一种谷物。这些精米被视为夏都城的最上等粮食供应，只有最富裕的部落才有能力提供。
与此同时，在距离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之间的方国部落，是夏后氏的氏族诸侯部落的封地。根据部落的大小和地理位置，封地的等级也不同。五百至六百里之间的封地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这些卿大夫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是夏后氏统治下的重要官员。
六、七百里之间的封地则是男爵小国，这些男爵享有较大的封地和资源，但相对于卿大夫来说地位稍低。而八百至一千里之间的封地则是侯伯大国，这些侯伯拥有最大的封地和权力，是夏后氏的重要势力。
在方国部落中，纳税和封地等级是夏后氏统治下的重要制度。通过税收的方式，夏都城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保证城市的稳定和发展。而通过封地等级的划分，夏后氏能够控制和管理不同地区的部落，维持统治的稳定。
甸服和侯服成为方国部落中的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纳税的方式和封地等级直接影响着部落的富裕程度和权力地位。同时，这也是夏后氏统治下的阶层分化和地方管理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古典主义风格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描绘方国部落中的各个封地和部落的生活状况。通过描述纳税和封地等级的变化，展现出夏后氏统治下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差距。同时，也可以以此为背景，描写一些有趣的人物和事件，呈现出古代历史中的一段故事。
绥服与要服是夏朝对周朝的辖区划分，而荒服则是夏朝与周朝之间的边界地区。周朝是夏朝的统治者，根据距离夏都城的远近和地域特点来划分不同的服役区域。
在绥服区内，距离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的地方，夏朝的势力可以直接掌管文化教育，对该地区进行管理。而在该地区的三百里内，则可以推行掌管文化教育，对人民进行教育和管理。而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则主要推行发挥武威卫戍，保卫边境安全。
要服区则是夏朝必须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距离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的地方，夏朝必须通过与当地人民的结盟交涉来施加影响力。在该地区的三百里内，则可以通过同盟和平相处，与当地人民共同发展。而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则成为夏民的流放地，夏朝将不再施加影响力。
荒服区则是夏朝与周朝之间的边界地区，距离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的地方。这是一个与夏朝只有间接沟通的异族疆域。在该地区的三百里内，居住着各种少数民族，夏朝与这些少数民族有一定的接触。而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则成为夏朝流放异族人的地方。
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对夏朝赋纳经济的看法，虽然并非夏代的真实情况。如铁、镂等物品在夏时期并不常见，夏时期的诸侯爵位也无法考证。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朝根据道途远近和各地生产情况来缴纳不同的产物，应当是夏代的实际情况。
这一划分体现了夏朝对周朝的控制和管理方式，同时也反映了夏朝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差异的认知。这种划分方式在夏朝统治下的周朝时期得到了延续，成为了一种稳定的管理体制。
这个故事以夏朝与周朝之间的边界地区为背景，通过描述不同服役区域的特点和夏朝的统治方式，展现了夏朝对周朝的控制和管理，同时也展现了不同地区人民生活与发展的差异。古典主义的风格使得故事充满了古代历史的韵味，给读者带来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
夏朝的赋纳制度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土地税制度。根据《孟子》的记载，夏朝的赋纳制度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从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出，夏朝的赋纳制度实际上是对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进行缴纳。
在夏朝的制度中，夏后氏五十而贡的意思是夏朝的人民在五十岁时要向贵族阶层缴纳税收。殷人七十而助则表示殷商时期的人民在七十岁时需要为政权提供援助。周人百亩而彻则是周朝的人民需要将他们每百亩土地的产量的十分之一纳给政府。
实际上，无论是夏朝的贡制度、殷商的助制度还是周朝的彻制度，都是将民户的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作为税收来缴纳。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的运转和贵族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存和生活需求。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是一脉相承的。顾炎武认为，古代的田赋制度实际上是从禹时代开始的。而周朝的什一法则是将一家民户在数年之间的收成总和平均后取出一个中庸常数作为缴纳数量。从夏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来看，他们还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实物地租制度。
孟子记载的贡字意味着民众与贵族之间没有太大的强制成分，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这种民众自主性质的赋贡制度符合夏时期落后的生产力和夏后氏尚不完备的政权机构的情景，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经济秩序。
总的来说，夏朝的赋纳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土地税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的运转和贵族阶层的生活，并保障人民的生存和生活需求。这种制度在夏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下，是一种相对自愿性质的赋贡制度，与夏时期的落后生产力和政权机构相适应，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经济秩序。
夏朝末期，夏后氏与方国部落的关系日益恶化，夏后桀四处讨伐，为此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人民纷纷离弃夏朝，投奔商汤。
正当商汤率领军队征讨夏朝的时候，他曾在众人面前发誓，夏朝罪恶如何可忍。商汤率领他的军队，攻打夏朝的首都，夏王桀率领他的势力，拼命抵抗，但由于其部下的各自利益不一，他们之间的协作度不高，导致夏王桀的势力逐渐削弱。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指责桀的主要罪状有很多，其中包括他向民众征收什一贡赋之外的额外赋税，并且将他们征役为民兵，这使得人民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
与夏朝的情况不同，殷商采用了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农业生产义务之外还有军役责任。这样的制度使得商族的可动员兵力大于夏朝。
